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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琦《路无尽头》读后-影响过“四分之一”的人

发布日期:2022-09-22 15:25   来源:未知   阅读:

  赵琦的名片用谦虚的方式表达骄傲,浓缩了他的经历,反映了他的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赵琦(纤夫),拉三六九品公仆贵人,拉三教九流阶级兄弟。”背面有段个人简历:“赵琦(QIANFU),男,沛人。生于1956年,历任班长、队长、大队长(处长),兼任主管、经理、顾问(虚名)。做过好事,也干过坏事,自认五五开,功过任人说,盖棺方定论。青春献于兵器工业。在国际公司学习过贩卖人口,在北方出租和渔阳集团做过‘的哥’的哥,现在汇瀛集团做保洁,北京理工大学MBA。”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赵琦《路无尽头》一书则是这张名片的注释,也是中国出租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衣食住行”四个字是人生的关键词,今天,出租车是“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现在赵琦已经另创新业,但他在中国出租车行业发展史上,留下里程碑般的一页。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他是一位影响过“四分之一”的人。人的一生,能够写下这一笔,就算没有白来。《路无尽头》读后,有如下印象。

  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判断一个人的价值,最重要的不是看他现在拥有什么,而是要看能够舍弃什么。赵琦的经历和做法,在常人眼里不可思议,他在一次次放弃中前行。

  2004年7月,时任渔阳集团副总裁的赵琦在发给好友的短信中写道:“公告:我于7月5日离开渔阳,解甲归田。谢谢平日对我的关爱!”

  在过去的职业生涯中,这已是他第三次主动请辞了。第一次发生在1993年6月,当时他是兵器工业部勘察研究院测量大队大队长;第二次是在3年前,当时的他是北方出租汽车公司总经理。

  在90年代初期,他毅然放弃炙手可热的处长位置和即将到手的三室两厅住房,毅然离开舒适的环境,到北京理工大学攻读工商管理硕士,搭上MBA的首班车,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分水岭”壮举。赵琦认为:到北京理工大学读MBA,是自己一生中最重要、最恰当的一次选择,也是自己一生中所获得的一笔最宝贵的财富。他在出租行业写下可圈可点的业绩,现在又在保洁领域开拓新的天地。

  初见赵琦其人,整个儿一个混入出租车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白白的脸蛋,厚厚的镜片,柔柔的嗓音。就这主儿,能够驾御号称最难管理的出租车司机吗?看了下面这两件小故事,你的担心就多余了。

  有一次,突然有十几辆出租车堵住了公司大门,司机们吵吵嚷嚷,神情激动,扬言要向公司讨个说法,要向某个人讨说法。

  赵琦挤到司机中间,拱起双手,抱拳说:“各位师傅,太对不起你们了。我是公司新来的总经理,对公司的事情还不熟悉。事情的发生都怪我,一切事应由我负责。我就在这儿站着,你们有气尽管出。”

  然后,他脱下西服放在一旁,又说:“我家也不富裕,就这一件西服还是老婆给做的,打烂就没穿的了。我穿着衬衫让你们打,回去和老婆也好交待,来吧,谁第一个打,先让你们出口气。”

  一席话,说得闹事的司机都没了脾气,认识赵琦的司机连忙说:“赵总,我们也不是非要打人呀!”赵琦说:“要是不打人那我们坐下来谈,一个一个地谈,心平气和地谈,按照解决问题的方式谈。”就这样,二百多名司机在学习室里,开始了正式的“谈判”。

  还有一次,一位司机因融资车改大包车的事,闯进赵琦的办公室。看到他大叫大嚷,而且进门就掏刀子。赵琦没有抄家伙自卫,而是不慌不忙地拉开抽屉,司机以为他在找家伙儿,顿时一愣。

  “兄弟,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我的40万元人身保险的保险单。我死了,给家里留下这笔钱,够他们娘俩过日子的了。你呀,恐怕没有上保险吧?这么着吧,你先去上保险,替老婆、孩子把后路铺好了,再来找我算账还不迟,我决不躲,在这儿等你。”

  一次席间敬酒,某说:“的哥”不配给他敬酒。由此可见他从事的职业的卑微。作为首届MBA的赵琦,在这片卑微的领域里,做出了高尚的境界。赵琦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从高处着眼,低处入手。

  1997年10月出任北方出租车公司总经理,当时是全国出租行业里学历最高的管理干部。三年后,该出租公司实现税后利润3500万,雄踞北京市同行业榜首,公司也名列北京市十佳出租汽车企业的三甲。作为职业经理人,赵琦还创造了多项京城之最:率先实行车辆“六统一”;最早实行替班制;最先在所有车辆上安装打印式计价器等等。赵琦推出的司机替班制度,在当时,这个办法被一致认为是出租车公司以主动的态度解决了司机患病期间交份钱的问题。

  渔阳集团的领导层看上了赵琦的管理才华,高薪聘他为集团党委书记兼集团所属渔阳联合出租公司的总经理。渔阳集团够意思:年薪20万元,一套170平方米的房子,配一辆奥迪车。赵琦承诺是:“带出一个名牌企业,带出一批高素质的司机,带出一批懂管理的干部。让渔阳联合出租公司成为民营企业的名牌,如同百年老字号王麻子剪刀、王致和酱豆腐这样的品牌,百年留芳。”

  赵琦上任后开展了一系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的工作,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渔阳出租公司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通过了ISO9000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公司的所有车辆全部安装了人称“顺风耳”的GPS卫星定位调度系统,提高运营管理监控能力。他在企业规模的扩大,实力的增加,车辆的更新、内部的管理、高科技的应用、服务态度的提高等诸多方面下了真功夫了,使渔阳出租汽车公司大踏步地跨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在提高企业知名度和塑造企业形象方面,赵琦也出了不少高招儿。比如,渔阳联合出租汽车公司免费为考生提供“高考专用车”,2000辆出租车将全部派出,而且还将为考生免费提供矿泉水、晕车药和防暑药。此举受到学生家长欢迎,既提高了司机的服务意识,又提高了企业知名度。

  战略上,他站得很高;战术上,他管得很细。细到什么程度呢?“队长抽司机一根烟是正常的,抽一盒就不正常了。”这样的小事儿他都管。

  赵琦管理企业的绝招就是一切以人为本,换位思考,想方设法拢住职工的心,他认为,职工的心是企业的根,处处为“的哥”、“的姐”和广大乘客着想。他的处事原则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管理人员应该努力为司机服务好,司机才能为顾客服务好;乘客说司机的态度好,司机说公司的服务好,公司说政府的政策好,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好,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

  不做高高在上的总经理,甘做“的哥”的好后勤、好参谋,是赵琦的一大理念。赵琦提倡公司应走“服务型管理”之路,说起服务,怎么服务?只有深入一线司机中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有个司机叫李小扬,结婚休了半个月,公司为他找了一个替班司机,还送给他一个200元的红包,让他高高兴兴的旅游结婚。回来后,他带了一大兜子喜糖,美滋滋地说:“我们那口子说了,你们公司真有人情味。”

  为了方便司机,公司还跟农行、招商行合作为司机办了信用卡,解决了司机带大量现金到公司交车份的安全问题。同时还为司机们统一配备了汉字寻呼机,司机的呼号与车号一致,有事一呼,一应百应,十分方便。

  赵琦真有邪的,只要开会有他在场,他总会让司机上主席台,他自己在台下坐,每逢年底,领导们还要给司机鞠躬致谢。人心都是肉长的,遇上赵琦这么个总经理,这么抬举司机、心疼司机,司机能不心情舒畅地拉车快跑吗?司机们把这种全新的感受转化成工作的力量,在平日的运营中,他们不光以挣钱为目的,而是想着我们是流动的窗口,代表首都的形象。处处时时为乘客着想,“的哥”、“的姐”的素质和境界在提升。

  企业管理实践面对的,不是小学生作业本上的问题,而是真刀实枪的难题;现实需要的,不是自圆其说的答案,而是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书斋里的学者们,往往能够说清这个理儿,但做不了这个事儿;企业中的管理者们,常常能够做好这个事儿,但说不清这个理儿。赵琦追求的,不仅要说清这个理儿,还要做好这个事儿,通过说清这个理儿,更好地做好这个事儿。

  关于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问题,赵琦提出职业经理人的“保姆论”。赵琦说:“职业经理人其实就是保姆,既然主人赋予你哺育孩子的职责,那么你就要把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当做自己“十月怀胎”的亲骨肉。不管他或她是天生残疾,还是聪颖过人;不管东家是殷实小康,还是家财万贯,你都得让孩子在你的手中茁壮成长。”

  关于出租司机与公司的关系,赵琦提出“现代刘四爷论。” 公司和司机之间的关系用业内人士的话讲是“祥子和刘四爷的关系”。政府、企业、司机、乘客的关系从前角色的设置本末倒置。企业的管理者是大爷,司机是配角、打工卖力气的,一天辛辛苦苦忙到晚,保险没人上,病了没有管,后顾之忧一大堆,自然怒气冲天,有火找谁撒?乘客!于是,乘客成了小配角,花钱找罪受。结果政府变成了跑龙套的,天天忙不迭地给企业擦屁股。正常的关系应该是,政府是政策的制定者,特许经营权的批准者;企业是政策的执行经营者;司机是则是服务者;而乘客,是主角,花钱打的,理直气壮应享受良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建立正常的市场秩序。

  赵琦眼镜片后的眼睛一亮一亮的,事儿看得明白,理儿也说得清楚。他的上海、北京出租行业观念的“比较论”,非常值得一看:

  政府观念比较:上海市政府认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出租车是一个城市的门面;北京市政府认为:要让老百姓打得起车。 政府观念是指导行业的根本,政府对行业的定位,预示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历届上海市政府把上海的出租作为城市的门面,出租车一定要上档次,所以,在北京还是满街跑“面的”时,上海已是全部桑塔纳,而现在上海的更新车已经是桑塔纳2000或帕萨特了。上海市政府给了出租行业很多优惠政策,鼓励出租公司用好车、用高档车。 相比较,在北京很少有人提到好车才能适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的需要,总是提老百姓打不起车等等。试问如果老百姓的出行都打车,是我们的生活富裕了还是我们的生活奢侈了。在欧洲,尤其是西欧,生活比我们富裕,工业比我们发达,除私家车外,老百姓出行主要还是依靠公交车、地铁等交通工具。

  管理者观念比较:上海的几大出租公司,在1995年前就设计公司上市,按现代企业制度建立企业管理制度;北京的企业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公司满足于收齐管理费。上海的几大出租公司,在1995年前就设计公司上市,目前,强生、大众、友谊、振华、锦江等出租公司均已上市,且运行良好。上海出租行业的管理者,较早推行现代管理方法,摸索出一套适合上海出租行业的管理模式。反观北京的出租企业管理者,部分已开始研究管理问题,多数还停留在“码司机”的阶段。以卖代管、以包代管,只满足于收齐管理费,其他问题基本是没有考虑。车辆档次、规模经营、规范经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司机,全靠政府去安排,去规定,自己没有主动性积极性。有的公司管理人员,上班打麻将的时间比工作的时间还长。很多管理工作,做起来很艰难。

  司机的观念比较:上海的司机在上下班高峰期间,很少有人拉自己的老婆孩子,如自己家人需要用车,他会给钱让其去打车;北京的司机,开上了车,自己也是有车族了,叔叔大爷,老婆孩子坐车尽管找我,上班先接送老婆孩子丈母娘。上海的司机在你打车或座谈聊天中,普遍心态较好,认为目前下岗人员比较多,能有个工作就很幸运了,所以要珍惜,每月收入1000多元,感觉很满足,对政府、对公司都说很好。尤其是上海的几大公司,一提起自己的公司,司机就非常自豪。北京的司机正相反,北京拥有67000辆出租汽车,上下班高峰时,雨雪天时,打车反而难。为什么?北京的司机在观念上与人家有差别,北京的司机把承租来的车,不是当成挣钱的工具,而是作为一个面子,我也是有车族了,先接送老婆孩子丈母娘,然后再去挣钱。而且相当一部分司机言谈话语中对政府、对公司、对社会均是怨言,惟独不从自身找原因。

  市民的观念比较:上海人上下班也是乘坐公交车的多,偶尔有打车的,也是合乘的多,几个人凑钱顺路打车,客人不怪,司机也不怪。北京的市民观念就不同,一方面说车价高打不起车,另一方面很少有合乘的。有人竟然说有钱就打车,没钱就别乘,与人合乘丢不起那个份。上海的出租汽车价位比北京的高,市民的平均收入差不多,但很少听说上海市市民、人大、政协抱怨上海出租汽车价位高,普通市民打不起车的。上海人上下班也是乘坐公交车的多,尤其是前几年,上海限制私家车,偶尔有打车的,也是合乘的多,几个人凑钱顺路打车,客人不怪,司机也不怪。北京的市民观念就不同,一方面说车价高打不起车,另一方面很少有合乘的。观念的误区,把打车当成面子,而不是当成提高速度、帮助代步的工具。

  综合以上四点,上海和北京出租汽车行业的差距,不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公司或司机、哪一个市民、哪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能解决得了的。还要靠我们大家的努力,全体人员、各个层次都需要转变观念,才能使首都北京的出租汽车行业真正成为首都的文明窗口。

  这就是赵琦,一位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人,一位影响过中国“行”的人,一位既能说清楚这个理儿、又能做好这个事儿的人。(何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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